古罗马最复杂金融是融资借贷,证实广阔贸易

引言

年春，由于在挖掘中发现了古废墟的遗迹，那不勒斯到萨勒诺的高速公路施工暂停。此次停工并不意外，因为这条路位于庞贝古城以南半英里的地方，靠近罗马古路的一个十字路口，这条沿着海岸线的罗马古路现在已经被掩埋了。人们在废墟中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庭院，四面围绕着装潢精美的会议室，这些会议室中有三面墙内置长条形软座，中间还有一个石质的矮桌。

考古学家在其中一个房间发现了一个装满木质折叠片的篮子，这是银行世家苏比奇的法律文件档案室。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当地居民在混乱中放弃了房子。在房子附近还发现了一艘小船的残骸，说明这间房子并不是苏比奇家族位于庞贝的度假别墅，而是靠近古港口的商业经营场所。文件记录了数年间的贷款、诉讼和其他交易，这表明苏比奇家族是银行世家，这座房子也许是他们的营业地点。

经济史学家彼得·特曼观察发现，苏比奇家族可能提供了当下银行业所能提供的全部甚至更多服务，他们经营存款、转账付款、借贷、促成投资、为拍卖会竞拍成功者提供预付款等业务。12尽管档案是在庞贝古城被发现的，但实际上它记录的是苏比奇家族在那不勒斯湾对岸的港口城市波佐利所做的交易。大部分记录产生于公元33年金融危机及其后一二十年间。档案记录了波佐利集市内的交易，描述了那些由于港口繁荣而投身贸易的商人们的经营活动。

这些活动涉及地中海区域的贸易，特别是来自埃及的供给罗马民众的谷物运输贸易。亚历山大的崛起仲夏的一天，斯多亚学派哲学家塞内加在他位于波佐利的房子中见证了埃及船队的到来：今天我们突然看到了“亚历山大”号，这是用来通知船队到来的先遣船只，被称为“邮船”。坎帕尼亚人乐于看到这些船只，波佐利的普通民众站在码头，无论港口多么拥挤，他们都能通过修长的船帆辨认出“亚历山大”号。当大家都匆忙地赶往码头时，我为自己的懒惰感到庆幸，尽管我将很快收到朋友的来信，我却不急于知道我海外生意的进展，也不急于知道这些信件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消息。

我已经有段时间既不亏损，也不赢利了。13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和帝国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波佐利都是罗马的深水港口。波佐利位于坎帕尼亚的那不勒斯、庞贝古城、赫库兰尼姆三镇海岸沿线的几公里外。波佐利港天然隐蔽，港口宽大，有足够的水深，大型的跨地中海货轮可以在此安全停靠。谷物从这里由更小的船只运送到台伯河河口的奥斯提亚，然后运至位于上游的罗马城。最后货物在靠近大竞技场尽头、位于帕拉蒂尼山山脚的繁忙码头和集市卸下。

即使在公元前80年，埃及被罗马正式吞并前，波佐利就已在罗马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首都依赖地中海的食物进口，也依赖于世界各地的奢侈品。当冬天风暴停息、海面平静之时，商船就会满载尼罗河三角洲的小麦、装在土罐里的葡萄酒、纺织品和来自印度的珍宝，离开亚历山大港驶往罗马。完全取决于风向的航程可能持续一个月甚至更久。尽管对罗马经济意义重大，但来自亚历山大港的大型船队中的商船并不归政府所有。虽然大部分谷物被运往城邦粮库，但支撑这一过程的资金都是由私人部门提供的，其中的风险与收益都由私人投资者自行承担。

那么是什么样的法律和金融机构能够使这样的大型国际贸易成为可能呢？塞内加对“亚历山大”号到达的描述很清楚地表明船队也带来了他在海外投资的消息。塞内加的钱很可能投在了他在非洲行省拥有的土地之上，他曾经和姑妈在那里居住过一段时间，这些土地是姑妈留给他的遗产。然而这段文字的关键信息是风险。作为一个拥有大量土地遗产的政治家，塞内加超然于商业，其斯多亚式的冷静与群众的激情形成鲜明对比。

他说他既不会有损失也不会有收益，显然他并未投资于船队中的任何一艘船，他的快乐不取决于即将到来的消息也不依赖于运气。也许他幸运地实现了分散化投资。不过，与平静的塞内加不同，苏比奇家族几乎必然翘首在迎接船队的嘈杂人群之中。对当地企业的贷款业务某种程度上将银行家与亚历山大港的贸易联系在一起。波佐利市的浅水区至今可见古时著名港口的遗迹。古代的海堤、混凝土码头、港口边的商店以及砖砌的仓库清晰地倒映在碧蓝的海湾中。

事实上，被淹没的城市目前是一处国家级的浮潜探险保护区。陆地上，圆形露天剧场依然耸立，成为古代拥挤人潮的证明。在古代，这座城市以寺庙、剧场和广场为荣。就像古希腊港口的场景一样，这里的银行家也在码头焦急地等候。金融作家、古典学者戴维·琼斯深入研究了已经修复的几百块档案刻板，重现了苏比奇家族的交易。14他在书中描绘了苏比奇家族及其所在金融市场的丰富图景。琼斯重点研究了苏比奇家族档案室中的5块刻板，这些刻板展示了亚历山大谷物交易中商业借贷与金融中介所起的部分作用。

15大部分经营由自由人和奴隶，而非骑士阶级成员来进行，然而他们与上层社会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公元37年6月18日，自由人盖厄斯·诺维厄斯·攸努斯向另一个自由人伊万诺思·派迈纳斯借了塞斯特斯，这项合约是通过他的奴隶赫斯卡斯完成的。攸努斯以莫迪和袋鹰嘴豆、小扁豆及其他豆类作抵押。这些货物储存在公共仓库，攸努斯承担了变质、失窃、拖欠仓库租金的可能风险。第二份文件是相同条款下塞斯特斯的借款。第三份文件显示奴隶赫斯卡斯从奴隶戴奥吉纳图斯手中租借了仓库。第四份文件记录了攸努斯对赫斯卡斯的持续负债。

第五份文件记录了对未还贷款余额的应付利息。16苏尔比基乌丝·浮士德是苏比奇家族的银行家，他见证了前两个交易，之后他成了贷款偿还时的收款人。他因此成为赫斯卡斯的金融支持者，赫斯卡斯也因此增加了对谷物商人攸努斯的商业借贷。这一复杂过程极为细致地表明了谷物交易中的借贷是如何完成的。谷物作为抵押品，保险条款由合同明确规定，而具有现成资本的银行家是借贷行为的核心。事实上，公元39年9月，赫斯卡斯的社会地位已经提升了。

一块刻板记录他成为盖乌斯·恺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即盖乌斯大帝的奴隶。大帝有可能继承也有可能购买了赫斯卡斯，然后这位奴隶继续为有权势的新顾客进行金融交易。让·安德罗是研究古代银行业的权威专家，他指出苏比奇家族向上流社会借款以募集资本。一份记录记载了一笔价值塞斯特斯的从皇帝奴隶那里借来的借款。17在此期间，罗马骑士和元老院阶层对金融借贷的依赖远大于对意大利房产的依赖，通过赫斯卡斯这样的专业中介，他们能为商业企业提供贷款。

皇帝及其随行人员并不是苏比奇家族的合作伙伴，而是最终债权人。小型金融中介显然只能向资金链上游借款。这种公平交易的金融结构允许元老院议员和皇帝能够不用亲自参与也可以进行商业投资。由于同样的原因，这种要求政治家也必须遵循市场交易准则的罗马社会阶级结构，在金融领域也形成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局面。罗马是金融最终汇集的地方，金融管制条例在这里被制定并强制实施。

罗马的寡头政治权力通过信贷市场实现了扩张，并创造出了能够避免政治损失、财物损失的中介形式。然而，认为罗马金融体系的运转完全是为了统治阶级利益的观点是错误的。苏比奇家族档案室所显示的复杂中介网络说明了罗马商业世界的能力。如果资金能够通过借贷被用于埃及谷物的运输，那便也能被用于无数其他商业活动。

结语

古罗马时期最为复杂的一份金融记录是有关外贸货物运输的融资借贷，航程起于印度，经由大篷车和尼罗河驳船穿越埃及，到达亚历山大港，最后出口至罗马。这份贷款合同被发现于印度西海岸的罗马贸易前哨站穆泽里斯。18它证实了罗马广阔的贸易范围及金融合约对贸易的支持形式。